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，今次就講建議提到的「關愛隊」及「精神健康素養」資源套。

「施政報告」第四項建議是培訓「關愛隊」，使之在深入民間探訪之餘，有能力識別需要接受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士及作出有關的支援，並進行適時行動，轉介給政府各門部處理。以前香港社會的倫理關係，比現在密切得多；當時街坊鄰里，互相幫助，在政府不聞不問下，解決了相當多問題。反觀，近年來因生活環境改變，不單私人住宅户户緊閉，連公共房屋，也是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，保護「私隱」成為社會風氣，形同一種禁忌。所以，「關愛隊」是不容易履行這種「串門」任務。

政府構思這個設計，務求受訓了的「關愛隊」穿梭草根階層，遊走於「劏房」中間，從中找尋迫切需求上述服務的病人，及對其家屬施以應急的協助，本來是不錯的新猷。但要求「關愛隊」接受若干訓練後，就貿然出動，可能會徒勞無功。掌握基本精神科學原理，辦別精神出現偏差的方法和技巧，而不會得罪當事人，避免形成「標籤化」的誤會，實在並不容易。

況且，「關愛隊」原有的職責已非常繁重，如果還要承擔更為複雜的工作，一定會事倍功半。「關愛隊」不是一支「百合匙」，不能有求必應，順利打開千家萬户的大門，也決不能解決社區裡所有形形色色的問題。

縱然有特別受訓的「關愛隊」，找到需要幫助的精神病人，尤其是對社會安全產生威脅的患者，但根據現有程序，他們仍然要在公立醫院接受分流，按嚴重程度排期等候醫治。公營精神健康服務的人手奇缺，特別是專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。盡早找到病人當然是好事，但後續的跟進，當局似乎未有說明。

在現時的制度下，「關愛隊」找到更多需要得到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士，便無形中將各項輪候時間相應延長，無助改善服務質素。筆者相信政府是知道整個困境在於人手不足，要打破這個「瓶頸」，必須下定決心大量投資，迅速培訓人才。

第五項建議是教育局推出「精神健康素養」資源套，首先在高小及初中試行。筆者未見過這些教材，不便加以評論，但覺得有當然勝於無。

簡言之，教材的對象是正確，如果純粹以遊戲方式灌輸精神健康知識，很有機會流於片面；加上不是「必修科」，教師和學生面對日益緊密的課程，根本無暇用心專注認識關鍵所在：壓力、情緒、精神偏差、歧視和標籤等，這都需要有正規教材，及配合的師資培訓，才可以產生效用。

精神科專科醫生
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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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，今次就講建議提到的提供精神健康評估「先導計劃」。

《施政報告》的第三項建議是於明年，在三個地區的康健中心試行「先導計劃」：和社區機構合作為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評估，以及早跟進有存在風險的個案，並適時轉介給予針對性的治療，防止有關人士病情惡化，危害自己，以至於社會的安全。及早對病人予以治療，盡快介入問題，是處理所有病患的金科玉律，眾所周知。

政府和社區機構的合作，根據現時的模式是讓心理學家或臨床心理學家，以國際認可的量表、問卷和其他有關工具，去量度當事人的精神狀態；並透過詳細面談，作出初步評估，如有需要便以正常途徑，輪候醫管局屬下的精神科診所作進一步的篩查，適當分流治理。筆者認為當局還需考慮兩個問題：

第一， 一般市民會否主動尋找精神健康的評估。
第二， 所提議的第一線評估人員有没有足夠的臨床經驗作出準確評估。

上述的流程和現行的機制沒有分別：病人到私家和公立診所看病，透過普通科醫生轉介看精神料，並無不同；不同者在於新建議可以找出更多需要接治療的病人，形成一個更狹窄的「瓶頸」（精神科醫生的數目不變，而病人的數字增加），形成對其他改善服務的額外壓力，例如：

在一周之內處理「緊急」的病人，在四周內接觸「次緊急」的病人。問題重心始終緊繫於公立精神科醫生的人手嚴重不足，不去解決核心缺陷，所有措施只會淪為捉襟見肘的狼狽形相。

總言之，改革是「良政善治」其中的重要一環，但民生福祉是環環緊扣，以「斬件」形式應付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，作用不大，可能會適得其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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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《施政報告》提出加強社工有關的培訓，及優化各中心的服務，以便社工提早介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。總括來說，這是正確的改善路線。

當局認識到要在社區基層開始強化精神健康服務，主動找出需要接受治療的病人，這項任務自然落在社工的肩膀上，而實踐的地點將會是各區的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」。所以，《施政報告》提出加強社工有關的培訓，及優化各中心的服務，以便提早介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。總括來說，這是正確的改善路線。因為引起精神問題，很多時都涉及整個社會民生，例如：教育、就業、感情、家庭、經濟和住屋等千絲萬縷的糾結，與社會福利息息相關。

現在全港各區都成立了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」，但其服務是否能夠配合社區的需要，要拭目以待。有關服務是否獲得市民歡迎，是有待時間的考驗，因為推出日子相對較短，宣傳力度似乎不足，很多人對此仍然處於一知半解的階段。

有精神問題的人和其家人，「自我標籤」（Self-stigmatization）的情形為數不少，這當然和社會積習的風氣有直接關係，一時之間無法完全消除。他們多不會主動尋求協助，甚至有意識地自我隱藏，所以政府必須委派一些專業人士，盡量找出這些「隱蔽病人」，供給適切的支援。長遠而言，透過教育和宣傳使市民認識精神病，知道盡速求醫的重要，便有待各方的努力配合。

目前，社工在精神健康服務的角色，可謂不能或缺。社工有點像拯救登山迷路失踪人士的消防員，獲救人士接續的治療，便交給相關的醫護人員去處理。拯救隊必需有足夠的登山訓練和裝備；而負責尋找「隱蔽病人」的社工，亦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精神病學知識。可是，在本地大學受訓的社工，4年課程內容很少涵蓋精神病護理，及病人的心理輔導。現在要他們負起上述的責任，在職社工必需接受再培訓，而社工學生的課程自然要作出相應調整。向來有職系稱為「醫務社工」，其中再細分為「精神科社工」，但人數不足，勢難滿足《施政報告》的建議，遑論可以騰出人手處理較複雜的精神病患。

社工沒有足夠的精神病知識，只能解決一些表面問題，例如：屋住和經濟問題，而不會有效評估，並跟進當事人的情緒及心理困擾，工作自然事倍功半。社工沒有處理精神病的訓練，要承當如此重責，實在不妥，當局必須立即亡羊補牢，以呼應《施政報告》的要求，避免緣木求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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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post 評《施政報告》改善精神健康服務之策(三)　專家：社工尋找「隱蔽病人」靠不住？ appeared first on 新城健康＋.

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。

《施政報告》提及要維持精神科門診的「第一優先」（緊急）及「第二優先」（次緊急）的新症個案之中位數，輪候時間不會分別超過一星期和四星期。這樣意味公營緊急精神科服務，最多只能維持現行的水平，可能當局意識到在這方面勢難增加人手，以提升相關治療的質量。筆者認為這樣因陋就簡，未能配合病人和社會的迫切需要。

本地自殺率和精神病人出現暴力（有內在聲音呼喚他們做一些極不理智的行為）的趨勢增加，是有目共睹，如果不實行改革，尋求新方法，可能會陸續出現大家極不願看見的悲劇。

顧名思義，「緊急新症」是涉及病人瀕臨自殺的邊緣，或他們情緒陷於爆炸之臨界點，企圖以暴力宣泄痛苦。所謂「只爭朝夕」，這樣的個案要立即處理，等一天也嫌多；如果再在急症室等候分流，更會使危機曠日持久而升温。負責分流的當然是以精神科醫生為佳，但基於現實情况，最低限度都要派遣臨床心理學家，或資深精神科護士去作仔細的評估。

衡量精神科急症的標準：病人有否幻覺、妄想、嚴重抑鬱和狂躁等；當中更要考量他們自殺和施行暴力的可能程度（Level of Psychiatric Emergency）。至於「半緊急新症」的定義更為複雜，因為要以多角度去研判病人的情况和人手調配的問題，釐定守則和指引給相關人員去參考，雖然困難，也不得不去訂定，以便有法可依。

在這個等待的「空窗期」，當局要怎樣保障病人和社會的安全是值得大眾去深思的。

根據實際的臨床經驗，在短時間內準確判別病人接受緊急治療的次序，極不容易，因為他們在醫生面前會有隱藏病徵的傾向。醫生還要兼顧病人有沒有親友的支持和照料，以防他們在孤單寂寞中，病情會急轉直下。如果分流要達到理想的效果，所需的人力是不菲的，有機會和正式診治的時間相若，這固然是一個兩難的問題，根源在於有關的專業人士極度不足。調派臨床心理學家和資深精神科護士擔任分流工作，相信出錯的機會不大。

以前有個案指出分流判斷錯誤，延緩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症學生的緊急治療，導致他在三日後跳樓身亡，所以分流的工作存在相當大的壓力，形成不可解決的糾結：人手不足，資源匱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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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post 評《施政報告》改善精神健康服務之策(二)　專家：空窗期如何保障社會及病人安全？ appeared first on 新城健康＋.

特首在上星期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。

第一是加快處理較為緊急的個案，及增加個案經理和病人的比例不超過1：40。首先提出加強個案經理服務的要求早已經是早前的事，在人數比例要改善之外，業界還希望兼顧他們的訓練和相關經驗。現在擔當個案經理的專業人士，包括有精神科護士、職業治療師和註册社工。基本上他們是接受不同的專業訓練，但是同樣處理外展的精神護理服務，以協助復康病人獲得徹底痊癒，融入社群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員。

一般而言，出院病人需要個案經理跟進的，其病歷多數是相對複雜，例如：有自殺危險和暴力傾向。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，負責的個案經理必須有是經驗的專業人士，最好在精神病房中曾處理過這種類型的事件，才能勝任。本年中「荷里活廣場斬人慘案」，涉嫌謀殺的精神病人，在事發4日之前，個案經理曾經上門評估其病情，但仍然阻不住這宗轟動社會的悲劇發生。

這位個案經理當日所處理是甚麽問題？其中的流程又是怎樣？管理當局有否制訂標準的工作指引給這些專業人士去依從？具體而言，個案經理怎樣評估病人當刻的精神情況（異常的狀態、言語失常、或神情奇特）？以甚麽方法探知病人有否按時服藥？不能忽略的還有審視當事人有没有親友的支持協助？如果個案經理發現有問題，向上報告的程序又是怎樣（緩急先後的支援）？

至於人手的問題是「老掉牙」的死結：病人數目的速度遠超個案經理的增加，舊記錄徘徊在1：50至60。現在《施政報告》的建議是否理想，就要和其他先進地區比較，澳洲大約是1：20；萬事起頭難，政府願意邁出第一步，改善服務是難能可貴，希望能夠進一步有路線和藍圖去逐漸貼近世界標準。

個案經理的工作一定會遇上不同的困難，當局要考慮他們的人身安全：以防萬一，在特殊個案中，可能要求個案經理效法警察巡邏，「行孖咇」（雙人探訪），這必有利於前線工作人員的職業保障，更能巨細無遺，提供較適切的服務。雖然這樣會增加人手調配的壓力，但在處理複雜個案時是值得嘗試，以防「走漏眼」，讓有強烈自殺和暴力傾向的病人得不到及時的照料。所以，單單著眼在人力增加方面，只是數字遊戲，不能實質改善服務。醫院管理局在增聘人手之餘，必須改革個案經理的工作流程，善用人才資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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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post 評《施政報告》改善精神健康服務之策　專家：個案經理阻得住悲劇發生？ appeared first on 新城健康＋.

最近，香港發生了幾宗因為照顧者的情緒出現問題，而釀成了一些倫常慘劇。隨著本地的人口逐漸老化，女性的平均歲數高達87至88，而男性也有83至84歲之間；在可見的將來人口比例向老齡化傾向的現象必然會愈來愈明顯，對照顧者、甚至整個社會的影響也會更為嚴峻。

老齡化社會與照顧者壓力

老人的體質衰退，百病叢生，需要年青一輩多方面的照顧，可是本地的出生率進一步下降，加上移民外國的人口，亦多是青壯的一群，舊有的「人口金字塔」誇張地形容有倒轉的形勢，亦不為過。具體而言，照顧者是嚴重供不應求，甚至一名照顧者可能要負擔幾個老弱傷殘的起居飲食，形成無以復加的身心壓力。

有研究報告指出，長期照顧者患有抑鬱症的比率約40%。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預期抑鬱症在2030年，將會成為人類最大負擔的疾病（DALY，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，傷殘調整壽命年）。如此來說，這些患上抑鬱症的照顧者正是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」。

現實就是部分照顧者會轉變為病患的一群，又怎能再擔當以前的角色？而摇身一變為「被照顧者」！所以，有關當局基於上述原因，便要充份理解支持照顧者的重要性，盡量避免他們也轉變成為「被照顧者」，使社會有限的資源再受更大的擠壓。

如何到位支援照顧者

政府應該多方面支援照顧者的需要，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支持，在有效運用資源上實際是「除笨有精」。參考某些先進國家的措施：首先，社會要肯定照顧者的價值、貢獻和功勞；其次，一定要有經濟上充足的支持，防止他們因支出捉襟見肘，加重精神體力負擔，而產生負面情緒；第三，鞏固當事人的生活質素，調節其心理平衡，以應付漫長繁重的工作；加強現有的「暫托服務」，使他們有喘息的機會，是當務之急。
這三項措施，在本港已經推行了若干年，但限於宣傳和經費，服務質素遠遠不及國際標準。家人作為照顧者在目前環境中是唯一的選擇，無依無靠的傷殘病患，社會的照顧是責無旁貸，所以「家屬照顧者」犧牲了個人的事業和生活情趣，去從事這種沉重而漫長的工作，不單是為了親情，也減輕了政府的負擔。

長遠而言，社會人士必需考慮改革整個照顧傷殘病患的政策，例如：輔導、教育、宣傳和建立更多傷殘和安老院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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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post 涉及照顧者悲劇揭苦情　老齡化社會更需關注醫療資源運用 appeared first on 新城健康＋.

近來為港人所痛心的是有兩位五十多歲的兄弟懷疑在家中餓死。兩人同樣是智障者，因一向照顧他們的年邁母親留院就醫，而在乏人積極過問和探視下，無法取得飲食而死，震動了本地的輿論。社會對低智人士的支援固然不足，但同時其照顧者情緒亦值得關注。

據報這對兄弟長期跟母親相依為命，出入起居形影不離。母親年紀漸大，經常要到醫院接受治療，直到病情達到「臨界點」時，便無法記起要照顧兒子生活的問題。今次市民關心主要是兄弟為甚麽會在物質條件豐富的香港，白白成為餓莩；而亦帶出了照顧者所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。

有研究指出照顧者約有40%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鬱症，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單打獨鬥，一日做足24小時，長年無休，難有喘息的機會；加上當中的工作並不容易，特別是要照顧病者的醫療診治，交通問題便是一大困難。照顧者對病重的親友要進行「全天候」的監視，因為時刻準備要打緊急求救電話，形成一種無形焦慮及情緒枷鎖。所謂「血濃於水」，至親有需要照顧，有些人會甘心犧牲一切，盡力而為；而另一部分可能迫於無奈，在無可逃避的責任驅使免為其難，做成的困擾和抑鬱可能更為加嚴重，使到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雙方面都出現不理想的情况。

剛剛報載一個母親因為苦於照顧一對20出頭的孿生智障兄弟，用刀刺傷他們，繼而自殘，被警方拒捕。這又是一宗香港照顧者的「悲歌」，再度顯示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服務嚴重不足。這對受傷的兄弟輪候入住成人智障院舍，據報要超過十年！試問其媽媽怎能應付該超負荷的責任呢？當事人精神陷於崩潰，而做出非理性的行為，是值得當局注視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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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照顧者之心態是相當複雜，收上述兄弟餓死的事件為例：他們的母親長年無休止地照顧兩名成年的智障者，必然身心透支，終於會心力交瘁。作為母親養育兒女是理所當然，正是「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」，母愛偉大，自古以來都是難能可貴的；但是懂得放手是至為重要，尤其是當體會到自己開始力有不逮的時候，便要尋求外界支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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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有些父母基於傳統中某些誤解和錯誤的觀念，認為生下身心殘障的兒女是前世的報應，今生要好好償還業力，而不願社會提供適當的協助，做成不少「隱藏個案」。所以，有關局要盡力派員主動調查基層社群照顧者的生活需要，並作出適切的處理，防止上述相類的個案不斷重演，具體而言是增加有關家庭的經濟補貼，並加強「暫托服務」的範圍和時間，紓緩當事人的壓力，使他們能享受一下個人自由的空間，調適身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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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過後，香港經濟未見明朗，不少人正經歷失業或待業。此情況下，有市民把希望放在網上虛擬貨幣交易上，期望透過投資來個絕境翻身，殊不知卻墮入騙網。近來鬧得滿城風雨，並相信會繼續發酵的事件，無疑會是JPEX，一隻最少騙去港人13億的「虛擬貨幣」平台，報案的「苦主」會陸續增加。

金融騙案層出不窮，記憶猶新是2008年9月15日的「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」，當時牽涉的金額約127億。恰巧兩者都是在9月中爆發，而事隔剛剛15年。兩件「金融事件」各有異同：不同者是雷曼「爆煲」牽涉世界的經濟，影響深遠，而JPEX虛擬貨幣騙案暫時只在特區燃燒，未有波及其他經濟體；相同者全球都正在隔岸觀火，審視本國法例是否能夠保障公民的正當投資，避免重蹈香江覆轍。「虛擬貨幣」其中的「電子錢包」和「區塊鏈」的箇中奧妙，普羅大眾很難明白，而內裡更可能有複雜的政治因素，所以應該避免沾手。

港人參與這個「深不可測」的遊戲，和人性貪婪是密不可分。大家都知道「回報愈高的投資」，所承受的風險也會按比例增加。恰恰在本地經濟低迷，前途不明朗之際，人性冒險的心態也會特別熾熱，正所謂「生意淡薄，不如賭博」。「貪字變個貧」的至理名言，無人不知，但卻成為永恆不變的陷阱。首隻「虛擬貨幣」Bitcoin面世已有十幾年，但各國對這種「去中心化」的交易工具，有不同的取捨。特區政府去年才發表較具體的政策，以確立「虛擬貨幣」能促進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不過，在一年之久，當局只向兩隻「虛擬貨幣」發出執照，而其間對「無牌營業」平台的迫切監管，似乎是沒有適當準則。

JPEX便利用這個空檔，大事宣傳，利用很多「網絡紅人」為其現身說法，大力加持，使到部分市民信以為真，以為真是「有咁大隻蛤乸」隨街跳！現在有「網絡紅人」被警方拘捕，暫控以詐騙罪，但相信他們可能是這個「國際騙局」的馬前卒，因為JPEX在事件曝光之後，仍然在網絡上挑衅特區的金融管理機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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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網絡、人工智能和虛擬貨幣的發展日新月異，政府的監管往往跟不上，市民在投資方面要特別小心，明白世界永遠沒有絕對賺錢的工具，也不要聽信名人一面之詞，更當然不能依賴法律的保障。總言之，「光棍佬教仔，便宜莫貪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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