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職場中，適度的壓力往往可以激勵我們更專注和提高工作表現，然而當壓力過高時，情況便會截然不同。過大的壓力會對個人造成負面影響，使工作表現下降，甚至引發情緒健康問題。以下提供多種拆解方式，幫你舒緩工作上的情緒健康問題。

了解情緒健康問題成因

精神科專科醫生黃信銘指要拆解問題，首先要了解導致情緒健康問題的成因，導致壓力過高的直接因素之一是工作量過高，當工作量超過個人可承受的範圍時，容易引起焦慮、疲憊和無力感，從而影響情緒健康。此外，在缺乏理解和支持的工作環境中，員工容易產生人際關係問題，從而影響情緒健康。當同事間或上司對員工的支持不足時，員工可能會感到壓力倍增，長期下來會導致情緒問題。另一個香港打工仔常常面對的就是OT或需假日工作，無論是經常加班、輪班工作還是通宵工作，都會影響個人休息和放鬆時間，特別留意在疫情之後，居家工作成為一種常態，但這種工作模式容易模糊工作與休息的界限，反而無法獲得有效的放鬆和休息。

香港的職場狀況，與以上提及的問題成因相當吻合，黃醫生提到2021年東華學院、香港心理衞生會的一項調查研究，香港有超過六成的打工仔表示自己感到「過勞」或經歷「燃燒殆盡」(burn out)，約四分之一的打工仔更出現明顯的焦慮或抑鬱症狀。這表示在一家中型或大型公司中，若有100名員工，可能有25人面臨情緒健康問題，顯示香港的情緒健康問題不容忽視。

調整生活方式有助舒緩壓力

雖然黃醫生指日常生活中的情緒的波動是正常的，但當負面情緒如焦慮或抑鬱等持續存在，並且影響到日常生活時，就需要引起注意。例如，工作時無法集中注意力、缺乏動力上班，甚至逃避上班，這些都是情緒健康問題的警號。如果懷疑自己情緒健康受損，可以參考網上的自我檢測問卷，例如香港醫院管理局的測評工具，初步幫助大家判斷情緒狀況的嚴重程度。如果發現情緒問題持續兩週或更長時間，應考慮尋求專業的心理評估和治療。

不過黃醫生也指出一般輕微的職場壓力，透過調整生活方式往往已經可以作出改善，例如安排一些能夠放鬆心情的活動，如運動、社交活動等等，都可有效舒緩壓力。他認為情緒健康正正源於沒有時間放鬆自己，所以更加不要以沒有時間為藉口，要有意識地安排時間進行放鬆活動，制定明確的目標並努力達成。如果發現同事有情緒問題，黃醫生建議大家給予同事一定的空間和表達支持態度，例如告訴對方有什麼需要幫助，可以隨時提出，但要避免用說服或講道理的方式和他們溝通，例如提出其他人比你更糟糕等等，可能會讓對方感到不被理解，反而會弄巧反拙。

公司可積極推廣精神健康知識

事實上，不少公司近年都關注到員工的情緒健康並給予更多關注，一些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，甚至已包含精神健康治療，是個好的開始。而HR部門在員工情緒健康中也可以扮演更積極角色，例如推廣精神健康知識，幫助管理層和員工了解如何預防情緒健康問題，包括讓管理層意識到工作環境中的壓力來源、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，以避免員工感到孤立無援等，都有助改善職場情緒問題。

情緒健康問題是香港職場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挑戰，黃醫生指工作上不要給自己過多壓力，必要時學會尋求他人幫助。始終工作不是一個人的事，有時需要與他人合作，共同解決問題，學會在適當時機與他人溝通合作，就可以減少壓力，大大減低職場情緒健康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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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交恐懼症是一種在社會上恆常存在的精神科問題，患者會持續地對一種或多種社交情境感到焦慮或恐懼，並且對自己、他人及社交方面都抱有負面思想。精神科專科張漢奇醫生表示，「社交恐懼症患者經常會感到在社交場合中被人監察，擔心自己的緊張症狀會被人發現，令別人對自己的印象大打折扣，甚至被嘲笑或譏諷，繼而逃避社交。」

社交恐懼症雖不屬於嚴重精神病，但對患者的生活會帶來很大影響，張醫生表示社交恐懼症的成因包括：

1.家族遺傳或者家族傾向。
2.本身性格比較內向、害羞。
3.可能以前試過在公眾場所或者在公眾演講的時候出醜。
4.腦內的分泌有些改變，例如血清素、多巴胺不平衡。
5.腦內有些地方過度敏感，特別容易擔心、害怕某些事。

「以上原因通常不是單一的，尤其腦分泌問題、先天傾向、後天經歷等往往互相影響和強化，最後導致社交恐懼症。它的症狀主要是逃避社交，避免在人多的場合說話，甚至盡量不出席，關鍵是他們這種逃避行為已達至影響生活的程度，例如妨礙工作，沒有正常社交甚至基本的人際關係，這樣才會定義為社交恐懼症。」張醫生說。

他提醒，社交恐懼症的症狀特別，所以通常有迹可尋，但家人切忌做兩件事：

1.切忌以平日的表現，判斷家庭成員是否患有社交恐懼症。
「因為，社交恐懼症患者在家人面前通常不會有明顯問題，但如果要去不太相熟的親戚朋友家中吃飯、見面，比如日期是下星期，他這星期已經開始恐懼，並可能有心跳、面紅、出汗、頭暈、肚痛、手震等症狀。若只以平日『冇事冇幹』的表現判斷一個人有否社交恐懼症，很容易出錯。」

2.切忌以自己的標準「幫助」患者，例如迫他出席人多場合作為「訓練」。
「很多人會說，和親戚見見面、傾傾偈，有什麼好怕的？我和你一起去，不用怕！諸如此類的心態，最終即使強迫患者出席，其實只會令他的恐懼更甚。」

張醫生提醒，想幫助患社交恐懼症的家人，首先要多了解什麼是社交恐懼症，其次是不要用自己的尺去量度患者。至於治療社交恐懼症，可透過心理治療及藥物治療。

心理治療主要是認知行為治療，藥物則通常用血清素再回收調節劑，或者短期的放鬆神經藥物例如鎮靜劑。另外也常會使用β受體阻滯劑，可以減低發作時心跳的頻率，令心跳不會太快，人可以鎮靜下來，減低發作時的影響。

張漢奇醫生
精神科專科醫生
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院士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(精神科)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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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，今次就講建議提到的「關愛隊」及「精神健康素養」資源套。

「施政報告」第四項建議是培訓「關愛隊」，使之在深入民間探訪之餘，有能力識別需要接受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士及作出有關的支援，並進行適時行動，轉介給政府各門部處理。以前香港社會的倫理關係，比現在密切得多；當時街坊鄰里，互相幫助，在政府不聞不問下，解決了相當多問題。反觀，近年來因生活環境改變，不單私人住宅户户緊閉，連公共房屋，也是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，保護「私隱」成為社會風氣，形同一種禁忌。所以，「關愛隊」是不容易履行這種「串門」任務。

政府構思這個設計，務求受訓了的「關愛隊」穿梭草根階層，遊走於「劏房」中間，從中找尋迫切需求上述服務的病人，及對其家屬施以應急的協助，本來是不錯的新猷。但要求「關愛隊」接受若干訓練後，就貿然出動，可能會徒勞無功。掌握基本精神科學原理，辦別精神出現偏差的方法和技巧，而不會得罪當事人，避免形成「標籤化」的誤會，實在並不容易。

況且，「關愛隊」原有的職責已非常繁重，如果還要承擔更為複雜的工作，一定會事倍功半。「關愛隊」不是一支「百合匙」，不能有求必應，順利打開千家萬户的大門，也決不能解決社區裡所有形形色色的問題。

縱然有特別受訓的「關愛隊」，找到需要幫助的精神病人，尤其是對社會安全產生威脅的患者，但根據現有程序，他們仍然要在公立醫院接受分流，按嚴重程度排期等候醫治。公營精神健康服務的人手奇缺，特別是專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。盡早找到病人當然是好事，但後續的跟進，當局似乎未有說明。

在現時的制度下，「關愛隊」找到更多需要得到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士，便無形中將各項輪候時間相應延長，無助改善服務質素。筆者相信政府是知道整個困境在於人手不足，要打破這個「瓶頸」，必須下定決心大量投資，迅速培訓人才。

第五項建議是教育局推出「精神健康素養」資源套，首先在高小及初中試行。筆者未見過這些教材，不便加以評論，但覺得有當然勝於無。

簡言之，教材的對象是正確，如果純粹以遊戲方式灌輸精神健康知識，很有機會流於片面；加上不是「必修科」，教師和學生面對日益緊密的課程，根本無暇用心專注認識關鍵所在：壓力、情緒、精神偏差、歧視和標籤等，這都需要有正規教材，及配合的師資培訓，才可以產生效用。

精神科專科醫生
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
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院士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（精神科）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
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
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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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，今次就講建議提到的提供精神健康評估「先導計劃」。

《施政報告》的第三項建議是於明年，在三個地區的康健中心試行「先導計劃」：和社區機構合作為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評估，以及早跟進有存在風險的個案，並適時轉介給予針對性的治療，防止有關人士病情惡化，危害自己，以至於社會的安全。及早對病人予以治療，盡快介入問題，是處理所有病患的金科玉律，眾所周知。

政府和社區機構的合作，根據現時的模式是讓心理學家或臨床心理學家，以國際認可的量表、問卷和其他有關工具，去量度當事人的精神狀態；並透過詳細面談，作出初步評估，如有需要便以正常途徑，輪候醫管局屬下的精神科診所作進一步的篩查，適當分流治理。筆者認為當局還需考慮兩個問題：

第一， 一般市民會否主動尋找精神健康的評估。
第二， 所提議的第一線評估人員有没有足夠的臨床經驗作出準確評估。

上述的流程和現行的機制沒有分別：病人到私家和公立診所看病，透過普通科醫生轉介看精神料，並無不同；不同者在於新建議可以找出更多需要接治療的病人，形成一個更狹窄的「瓶頸」（精神科醫生的數目不變，而病人的數字增加），形成對其他改善服務的額外壓力，例如：

在一周之內處理「緊急」的病人，在四周內接觸「次緊急」的病人。問題重心始終緊繫於公立精神科醫生的人手嚴重不足，不去解決核心缺陷，所有措施只會淪為捉襟見肘的狼狽形相。

總言之，改革是「良政善治」其中的重要一環，但民生福祉是環環緊扣，以「斬件」形式應付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，作用不大，可能會適得其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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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post 評《施政報告》改善精神健康服務之策(四)　專家懷疑「斬件」式精神健康評估服務效用 appeared first on 新城健康＋.

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《施政報告》提出加強社工有關的培訓，及優化各中心的服務，以便社工提早介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。總括來說，這是正確的改善路線。

當局認識到要在社區基層開始強化精神健康服務，主動找出需要接受治療的病人，這項任務自然落在社工的肩膀上，而實踐的地點將會是各區的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」。所以，《施政報告》提出加強社工有關的培訓，及優化各中心的服務，以便提早介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。總括來說，這是正確的改善路線。因為引起精神問題，很多時都涉及整個社會民生，例如：教育、就業、感情、家庭、經濟和住屋等千絲萬縷的糾結，與社會福利息息相關。

現在全港各區都成立了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」，但其服務是否能夠配合社區的需要，要拭目以待。有關服務是否獲得市民歡迎，是有待時間的考驗，因為推出日子相對較短，宣傳力度似乎不足，很多人對此仍然處於一知半解的階段。

有精神問題的人和其家人，「自我標籤」（Self-stigmatization）的情形為數不少，這當然和社會積習的風氣有直接關係，一時之間無法完全消除。他們多不會主動尋求協助，甚至有意識地自我隱藏，所以政府必須委派一些專業人士，盡量找出這些「隱蔽病人」，供給適切的支援。長遠而言，透過教育和宣傳使市民認識精神病，知道盡速求醫的重要，便有待各方的努力配合。

目前，社工在精神健康服務的角色，可謂不能或缺。社工有點像拯救登山迷路失踪人士的消防員，獲救人士接續的治療，便交給相關的醫護人員去處理。拯救隊必需有足夠的登山訓練和裝備；而負責尋找「隱蔽病人」的社工，亦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精神病學知識。可是，在本地大學受訓的社工，4年課程內容很少涵蓋精神病護理，及病人的心理輔導。現在要他們負起上述的責任，在職社工必需接受再培訓，而社工學生的課程自然要作出相應調整。向來有職系稱為「醫務社工」，其中再細分為「精神科社工」，但人數不足，勢難滿足《施政報告》的建議，遑論可以騰出人手處理較複雜的精神病患。

社工沒有足夠的精神病知識，只能解決一些表面問題，例如：屋住和經濟問題，而不會有效評估，並跟進當事人的情緒及心理困擾，工作自然事倍功半。社工沒有處理精神病的訓練，要承當如此重責，實在不妥，當局必須立即亡羊補牢，以呼應《施政報告》的要求，避免緣木求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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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首在較早前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。

《施政報告》提及要維持精神科門診的「第一優先」（緊急）及「第二優先」（次緊急）的新症個案之中位數，輪候時間不會分別超過一星期和四星期。這樣意味公營緊急精神科服務，最多只能維持現行的水平，可能當局意識到在這方面勢難增加人手，以提升相關治療的質量。筆者認為這樣因陋就簡，未能配合病人和社會的迫切需要。

本地自殺率和精神病人出現暴力（有內在聲音呼喚他們做一些極不理智的行為）的趨勢增加，是有目共睹，如果不實行改革，尋求新方法，可能會陸續出現大家極不願看見的悲劇。

顧名思義，「緊急新症」是涉及病人瀕臨自殺的邊緣，或他們情緒陷於爆炸之臨界點，企圖以暴力宣泄痛苦。所謂「只爭朝夕」，這樣的個案要立即處理，等一天也嫌多；如果再在急症室等候分流，更會使危機曠日持久而升温。負責分流的當然是以精神科醫生為佳，但基於現實情况，最低限度都要派遣臨床心理學家，或資深精神科護士去作仔細的評估。

衡量精神科急症的標準：病人有否幻覺、妄想、嚴重抑鬱和狂躁等；當中更要考量他們自殺和施行暴力的可能程度（Level of Psychiatric Emergency）。至於「半緊急新症」的定義更為複雜，因為要以多角度去研判病人的情况和人手調配的問題，釐定守則和指引給相關人員去參考，雖然困難，也不得不去訂定，以便有法可依。

在這個等待的「空窗期」，當局要怎樣保障病人和社會的安全是值得大眾去深思的。

根據實際的臨床經驗，在短時間內準確判別病人接受緊急治療的次序，極不容易，因為他們在醫生面前會有隱藏病徵的傾向。醫生還要兼顧病人有沒有親友的支持和照料，以防他們在孤單寂寞中，病情會急轉直下。如果分流要達到理想的效果，所需的人力是不菲的，有機會和正式診治的時間相若，這固然是一個兩難的問題，根源在於有關的專業人士極度不足。調派臨床心理學家和資深精神科護士擔任分流工作，相信出錯的機會不大。

以前有個案指出分流判斷錯誤，延緩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症學生的緊急治療，導致他在三日後跳樓身亡，所以分流的工作存在相當大的壓力，形成不可解決的糾結：人手不足，資源匱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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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兒童情緒開始有問題，會有很多不同的徵狀，以年紀小的小朋友為例，會講比較多生理上的不舒服，例如他們會告訴父母自己頭痛、頭暈、肚屙、肚痛、呼吸急促好像「唞唔到氣」，甚至心跳手震等等，這些肉體上的症狀，其實都有可能是他們壓力太大出現情緒問題的徵兆。家長學懂如何應付兒童情緒，是目前最大課題之一。

對於兒童情緒問題，家長最重要是做到3點：察覺、處理、預防。

察覺：孩子「忽然不同了」？

無論現代醫學上的檢查有多先進，都難以檢查出小朋友有情緒問題，所以最重要還是靠家長觀察。家長應留意小朋友的行為方面，和平日比較，例如沒有之前那麼喜歡去和其他小朋友玩，明明以前很喜歡打機但現在忽然都不想打了。當有這情況出現，家長應嘗試了解小朋友身邊環境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，對他們多些理解，聆聽他們的說話，觀察他們有沒有上述提到的生理徵狀等。

也有些更嚴重的個案，會無故打自己，甚至把自己的頭撞向牆；或者行為上故意和老師、父母作對，而這些行為是以前沒有的。這些轉變如果是突然出現，父母就要注意了，不要只當他們頑皮，或者以為加以責罰就可令他們改善，需要時應諮詢專業人士。

處理：改變小朋友身邊環境

兒童情緒病的處理和成年人是不同的，小朋友的環境和大人也不一樣，他們的環境是以學校、朋友、家庭等三方面為最主要，而這三個環境只要父母用心其實都可以改變。首先，家長切勿一味抱著「否定」的心態，例如只是問：點會有病㗎？我個仔唔會有病嘅！又或者只顧發脾氣，怪責子女或怪責自己，但其實這樣只會令小朋友的壓力增加。

至於改變環境，例如補習太多令小朋友有壓力，可以減少補習；學校內有同學欺負他令他不開心，父母可以嘗試和學校、老師溝通看看如何解決。只要改變了客觀環境，再帶小朋友見心理學家做一些心理輔導，一般都會有改善。再嚴重的，才見精神科醫生，考慮是否需要服藥。

預防：

一般會影響到兒童情緒的問題，家庭關係和父母要求往往是主角。例如父母經常吵架，無論經濟、感情，家中大小事情例如換不換車都有可能吵架，已經成為習慣，父母可能覺得「吵過了就沒事」，而沒有留意小朋友的情緒可能受影響。至於父母對小朋友的要求，例如考試、測驗要有多少分，又會安排他們學很多不同的體藝項目，要求參加比賽有獎牌等，都會為小朋友帶來壓力。

其實從天性來講，小朋友最喜愛的幾件事是：食、玩、睡，若這三件事父母都不能讓他們滿足，反而不停學習和參加比賽，壓力就會很大，久而久之有機會引起情緒問題。所以，在對子女的要求以及子女是否開心之間，是需要作出平衡的。

張漢奇醫生
精神科專科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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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首在上星期提出他任內第二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提出多項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，令業界欣慰。筆者再拋磚引玉，與各位討論當中建議的特點和可行性。

第一是加快處理較為緊急的個案，及增加個案經理和病人的比例不超過1：40。首先提出加強個案經理服務的要求早已經是早前的事，在人數比例要改善之外，業界還希望兼顧他們的訓練和相關經驗。現在擔當個案經理的專業人士，包括有精神科護士、職業治療師和註册社工。基本上他們是接受不同的專業訓練，但是同樣處理外展的精神護理服務，以協助復康病人獲得徹底痊癒，融入社群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員。

一般而言，出院病人需要個案經理跟進的，其病歷多數是相對複雜，例如：有自殺危險和暴力傾向。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，負責的個案經理必須有是經驗的專業人士，最好在精神病房中曾處理過這種類型的事件，才能勝任。本年中「荷里活廣場斬人慘案」，涉嫌謀殺的精神病人，在事發4日之前，個案經理曾經上門評估其病情，但仍然阻不住這宗轟動社會的悲劇發生。

這位個案經理當日所處理是甚麽問題？其中的流程又是怎樣？管理當局有否制訂標準的工作指引給這些專業人士去依從？具體而言，個案經理怎樣評估病人當刻的精神情況（異常的狀態、言語失常、或神情奇特）？以甚麽方法探知病人有否按時服藥？不能忽略的還有審視當事人有没有親友的支持協助？如果個案經理發現有問題，向上報告的程序又是怎樣（緩急先後的支援）？

至於人手的問題是「老掉牙」的死結：病人數目的速度遠超個案經理的增加，舊記錄徘徊在1：50至60。現在《施政報告》的建議是否理想，就要和其他先進地區比較，澳洲大約是1：20；萬事起頭難，政府願意邁出第一步，改善服務是難能可貴，希望能夠進一步有路線和藍圖去逐漸貼近世界標準。

個案經理的工作一定會遇上不同的困難，當局要考慮他們的人身安全：以防萬一，在特殊個案中，可能要求個案經理效法警察巡邏，「行孖咇」（雙人探訪），這必有利於前線工作人員的職業保障，更能巨細無遺，提供較適切的服務。雖然這樣會增加人手調配的壓力，但在處理複雜個案時是值得嘗試，以防「走漏眼」，讓有強烈自殺和暴力傾向的病人得不到及時的照料。所以，單單著眼在人力增加方面，只是數字遊戲，不能實質改善服務。醫院管理局在增聘人手之餘，必須改革個案經理的工作流程，善用人才資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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